2008年4月28日 星期一
廣東站在裂變的十字路口 該往何處去?
在廣東這塊土地上,可能有幾百萬個潛在的“馬雲”,關鍵是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機制,讓他們能夠成長起來。
南都:作為一個商學院教授,你曾經對中國的吸引外資政策和本土企業狀況進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那麼,你現在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MIT)發起了“中國實驗室”項目,來幫助中國的小型創業企業,當時是出於什麼考慮來設立這個實驗室的?實驗室的具體運作又是怎麼樣?
黃亞生: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目前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數量上非常巨大,但質量卻普遍低下。根據全國工商聯2006年的調查數據,有幾個指標很 能說明問題:員工培訓支出占企業銷售收入的比例平均僅有1%左右,更有25%的企業對員工的培訓投入是零。2000年後,中國的宏觀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 化,但企業科技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並沒有隨之增加。舉個例子,現在廣東面臨勞動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提高等挑戰,如果企業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和管理,再有 自主創新能力的話,它就能消化這個挑戰。讓我們看看上世紀80-90年代日本和韓國的經驗,當時他們都碰到類似問題,什麼貨幣升值、勞動力成本提高等等, 但他們比較好的企業並沒有因此喪失競爭能力,反而抓住機遇,成長為大型跨國公司。豐田汽車在上世紀80年代時還在生產低檔汽車,並不比今天的奇瑞強,但在 日元升值以後,豐田馬上在產品上進行革新,推出了雷克薩斯等高檔產品,從而實現自己的升級轉型。相比之下,我們中國的企業顯然沒有日韓企業當年的那種應變 能力。我在MIT一直是做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我常問自己,能否做點什麼,來幫助中國的中小企業提高它們的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創新,主 要是靠中小企業。這就是發起中國實驗室的最初想法。
我在MIT商學院的學生其實是個巨大的資源,他們大多不是本科畢業就來讀書的學生,是已經有了幾年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年齡二十七八歲,而且他 們不少原先工作的地方是像麥肯錫、高盛這樣世界一流的咨詢公司或投資銀行。他們在我這邊上學,我有兩年的時間免費使用這些資源,中國實驗室正是基於這種考 量,可以給中國的中小企業免費提供培訓。這個項目我們已經做了7年,至於挑選企業的標準,有的是通過比如與我們合作的复旦大學商學院的校友推薦的,有的是 我熟悉的某些風險、私募基金投資的企業,但都是近來成立的創業型公司,今年有20家申請,我們只選擇了其中12家,廣州也有3家。我們對通常認為的高科技 企業並不最感興趣,我們更看重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相關的企業,比如這次有杭州的一家做社區醫療的公司,有廣州一家做經濟型連鎖酒店的公司,還有在昆明做家具 和支綫航空的。
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讓中小企業認識到商業管理對他們的價值。
南都:作為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廣東,中小企業的數量、產值一直居全國之首。但是,目前廣東的中小企業發展也面臨着一些困境。前段時間,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去江浙考察時還親自去杭州拜會馬雲,力邀馬雲來廣東合作,開闢廣東市場。
你怎麼看待馬雲現象?在扶持中小企業創新方面,政府能做些什麼?廣東又有那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黃亞生:為什麼中國好的私營企業都出在浙江?馬雲剛開始創業是在上海,他覺得上海經營環境不好,才跑到浙江。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政府最好不 要去做干擾企業運作的任何事情,只要把當地的經營環境做好就可以了:比如取消複雜的審批手續,不要去打壓個體戶,在金融上對中小企業提供一些信息,在某種 程度上提供一些貸款擔保,等等。至於邀請馬雲來合作,可能更多地是一種姿態。馬雲不是拉過來的,而是提供一個好的環境,讓他自己成長起來的。
我們應該這麼去看待馬雲現象,上海沒有留住馬雲,也許是個個案,但沒有留住馬雲,為什麼也沒有產生劉雲、李雲、趙雲呢?這就是體制和環境的問 題了。廣東應該這麼去看待馬雲現象:在廣東這塊土地上,可能有幾百萬個潛在的“馬雲”,關鍵是如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機制,讓他們能夠成長起來。否則, 即便是馬雲本人,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你讓一個官員去判斷,此人10年後能否成為一個優秀的企業家,他肯定是判斷不出來的。我也判斷不出來。馬雲 是不是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最終要靠市場來決定。如果是市場運行的話,自然有馬雲脫穎而出。我覺得,所謂解放思想,就是要吸取浙江模式的經驗,給予企業更多 的經濟自由。
南都:資金匱乏是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那麼,英法美日這些走在前面的國家,他們對推動中小企業的創新與發展有些什麼扶持政策?他們的中小企業融資手段主要有哪些?
黃亞生:這些國家對中小企業的重視,其實就體現在我剛纔講到的就業,西方民主國家非常重視就業,而就業主要就是由中小企業提供的。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對大企業的銀行貸款通常是不提供擔保的,但會給中小企業提供一些風險擔保。
而在中國恰恰相反,政府只給大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提供貸款擔保,小的企業不要說擔保,反而還會限制銀行對他們的貸款。
現在學術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保護中小企業,不僅能促進就業,還能促進技術進步。學者的研究表明,美國絕大多數的創新來自於中小企業。硅穀, 我們在中國經常提這個詞,但從來沒有人研究“硅穀”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些從硅穀里面成長出來的巨人,剛開始都是個體戶。現在的微軟是一個IT巨人,具有很 強的創新能力。但是,微軟在1975年是個什麼公司?就是一個個體戶,兩個沒畢業的大學生去創業。等到微軟變成世界500強之後,它很多創新技術都是通過 收購小公司獲得的。中小企業對社會的貢獻至少有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帶來就業,二是帶來競爭,三是大企業的知識創新動力普遍很弱,需要通過收購有創新能力 的中小企業來獲得創新能力。
反觀上海的做法,是把小企業全部趕走。有一次我和上海的官員聊天,我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的回答冠冕堂皇,產品需要更新換代。我就繼續 問,什麼叫產品更新換代?舉個例子,一個是生產紡織品的工廠,一個是生產計算機鍵盤的工廠。你如果讓一個官員作判斷,哪個是高科技產業?他肯定會回答,當 然是生產計算機鍵盤的工廠。事實恰恰相反,現在紡織品生產的科技含量到什麼程度?法國一家生產運動衫的企業,僱傭MIT的生物學家做產品設計,研究當人體 出汗時,這個產品對人的身體有什麼反應,技術含量非常之高。而生產計算機鍵盤的工廠,技術含量反而非常低。如果讓市場上的那些紡織企業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它們自然會向高科技這方面發展的。但現在政府一下把他們全部關停趕走,官員取代了市場,它們就喪失了轉型發展的機會。
南都:我看到《福布斯》雜誌曾對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進行排名,印度有13家企業上榜,而中國僅有4家。我也看到,你和哈佛大學商學院 教授韓泰雲在2003年合作發表於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印度能否趕超中國》曾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關於兩個國家競爭力和發展模式的討論。那麼,同為發 展中國家,印度在中小企業創新方面,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黃亞生:印度有很多劣勢,比如基礎教育做的不好,比如勞動力市場非常死板---這個劣勢正是中國目前要實行的。但我的一個觀點是,硬件的障礙 是一個企業家能夠克服的,而軟件環境的障礙恰恰是企業家自己沒法克服的。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硬件條件也不是很好,但它有良好的企業制度,所以它就能克 服這些硬件障礙。而且,印度在意識形態上是支持自由企業的,中小企業的發展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沒有障礙。印度現在有幾個城市正在把它的機場部分私有化,這 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評論家認為印度在開放外資方面落後於中國。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在 政策條款方面,印度對外資的開放是領先於中國的,但實際的情況是外資不願意進去。外資為什麼不願意進去?這是因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勵外資,又鼓勵內資,外 資進不進入,主要取決於它對在這個市場的競爭能力的判斷。比如美國完全是對外資開放,你很難想象外資會去美國開一家CPU公司來和Intel競爭。內資的 競爭力太強,外資就不願意進來。另外,印度的金融體制比中國完善很多,原因就是對私營企業開放。印度早在1991年開始實行銀行業的私有化改革和市場開 放。所以,印度的銀行對私營企業的支持遠遠大於中國,印度也因此成功地成長了一批能夠與歐美最佳企業在國際上競爭的企業,譬如軟件巨人Infosys和 Wipro,醫藥及生物技術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實驗室等等。而我們中國經濟發展30年了,卻沒有產生這種跨國公司(除了少數國有壟斷企業 去國外購買能源資產)。現在印度的企業大規模去國外並購,印度流出的資本相當於流入的三倍,而且這些完全都是私營企業。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比較好的就是聯 想,實際上,聯想是一個在香港註冊的企業,如果它在中國內地註冊的話,遠遠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南都:剛纔你說到印度依靠內資發展的經驗,而我們走的卻是依靠外資的道路。有這樣一個數據,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已經吸收的FDI(外商直 接投資)達到6000多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日本戰後50年間吸收FDI的10倍。現在,中國各級政府沒有不提招商引資的,尤其是要引外資。即便是以民間資 本充裕著稱的溫州,市政府也推出了"一號工程",以遠遠高於民企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我看到這樣一種說法,溫州希望借助那些世界500強的跨國公司的進 入,來實現所謂的經濟轉型與升級。請問你怎麼看待政府這種"重視外資,壓制內資"的做法?引入外資,能否促進經濟的轉型與升級?
黃亞生:應該說,在"親外資"這方面,溫州是"落後"了。現在國外的經濟學家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外資對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貢獻是非常有限 的。我們過去有一個口號,"外資能帶來先進的管理技術和高精尖技術"。這個口號是很沒有道理的。首先,真要引進管理技術,僱一個職業經理人就可以了,這個 是非常簡單和容易的;其次,如果企業自己都不重視管理技術,不向自己的員工投資,建立人力資本,為何要在口號上提"引進外資提高管理技術"呢?最後,到現 在為止,世界上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恰恰是使用外資最少的,比如韓國和日本。
我一點都不反對全球化,我反對的是:全球化就是引進外資。其實,全球化有很多方式,比如貿易往來。上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在韓國的一項調查 表明,技術轉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和外國企業做貿易:如果我是你的上游供應商,我把產品供應給你,為了確保產品的質量和供應,你肯定是願意把技術傳授給我 的,雖然我們之間沒有任何股權關係。比如韓國三星集團,當年也是通過給美國的跨國公司做供貨商,從中學到技術和管理。為什麼中國不能通過做供應商而學到技 術,非要通過外資呢?北大有學者曾經利用中國統計局一個非常詳盡的數據庫來研究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有沒有技術轉移的效應,結果他發現,沒有任何証據表明, 外資企業能給內資企業帶來技術轉移效應。反而是如果一個地方外資多的話,內資企業的發展水平就會更低。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各級政府甚至學界都認為外資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呢?那是他們沒有明白一個道理:什麼是原因,什麼是結果。他們經常看到經濟增 長了,外資也增長了,於是自然而然地認為,因為外資進來了,經濟才增長了。更合理的解釋是,恰恰是經濟增長以後,外資才跟着進來。我們來看30年來的改革 開放歷史,上世紀80年代時中國有什麼外資?除了深圳等有限的幾個特區外,基本沒什麼外資,但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增長絲毫不遜色於90年代及以後的經 濟增長,甚至在質量上還要超過90年代---收入分配更加公平,農民的收入在增加,對環境的破壞不是那麼嚴重,能源使用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們再 看看溫州的發展史,溫州之所以富裕,根本不是靠外資,而是依靠內生的力量。溫州模式的經驗就是,實行更多的經濟自由化,比如默許地下金融的存在,默許各種 私有產權的存在。廣東的案例也很有意思。我在上世紀90年代初去過深圳,當時有一個感覺到現在還記憶猶新,當時我碰到很多從吉林、遼寧來深圳創業的企業 家,他們在"社會主義"的東北做不了企業,只好跑到資本主義的深圳來創業。深圳在20世紀80-90年代的創業模式,就是既吸引外資,也吸引內資。
而後來的上海模式恰恰相反,是通過犧牲內資來扶持外資。我們最近做了一個統計表明,上海的內資企業在全國30多個省市區的排名非常靠後。大家 其實也都知道,上海沒有自己的品牌。這並不是上海人不聰明,或者上海人不會創業,上海人在上世紀30年代是一個非常具有創業能力的城市,榮毅仁不就是當時 的上海人嘛!
原因何在?就是由於政府的"重外資,輕內資"政策,造成內資企業沒有一個成長的過程。現在老說中國企業沒有創新的能力,內資企業的制度環境這麼惡劣,它如何能有創新能力?
南都: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一個行業,只要有一個大型國企進入,民企通常就沒辦法跟它競爭,因為這個大型國企最主要的股東 政府是唯一可以隨便使用暴力,解釋法律的,而民企就因此成了第三第四等企業公民。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國內石油巨頭利用對油源的控制,不僅不開放行業,反而 採取諸如停止供油等手段來打擊民營加油站,導致以前進入的民營中小加油站紛紛倒閉。同時,壟斷石油巨頭還經常人為製造油荒來造成漲價壓力,危害了老百姓的 民生和國家經濟的安全。
黃亞生:你說的這種情況,上世紀70-80年代在拉丁美洲都發生過,可悲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東亞國家,卻走了拉美的路子。現在有人說,韓國也 曾搞過支持重化工業的產業政策。實際上,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的確搞過幾年重工發展。我問個問題,到了1985年,韓國已經成為比較發達的國家了,你知道 韓國出口占最大比例的產品是什麼嗎?假髮。我們對韓國經濟的發展有很多錯誤的看法,什麼政府干預、扶持大型企業。實際上在上世紀70-80年代,現在這些 所謂的韓國大企業,在全世界都是很小的企業,都是創業型企業。而且,韓國政府支持大企業,並沒有因此歧視那些勞力密集型企業,比如生產假髮的企業。另外, 韓國全部是私營企業,銀行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私有化了。這些該學韓國的,我們都沒有學到。
我覺得中國改革是1994-1995年之後就走了歪路。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不是這樣子的,90年代初期也不是這樣的。所有那些組建國資委、 發改委等等做法,都是90年代後半期出現的。最近5年來,中央對追求的目標有所修正,強調以人為本,關注民生,比起此前那種唯GDP增長,是很大的進步。 但我不讚成的一個觀點是,把關注民生當作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現在內需這麼弱,就是因為過去不關注民生造成的。農民這麼窮,你還去收他 的稅,收他的學費,收他的醫療費,他怎麼可能來拉動內需呢?這完全是個經濟問題。
南都:解決民生問題,最終還是要通過民權來解決。
黃亞生:經濟學上沒有任何証據表明,國家的發展是要犧牲社會效益的。我們現在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村問題的確應該重視,但採取的手段又是政府單方面出 來給農民解決問題,而不是解決農民強烈呼籲的問題,比如土地產權問題、房屋抵押問題、農村金融問題等。在我看來,解決農村問題,就是要恢複上世紀30年代 和80年代的那種經濟自由的做法。
南都:中國經濟的轉型多年來一直是討論的熱點話題,我記得幾年前吳敬璉和厲以寧就有過一場關於中國是否要走"重化工業道路"的著名爭論。不過 爭論歸爭論,滾滾向前的經濟車輪,似乎正在逐步傾向重化工業化道路。比如在廣東,汽車、石化、造船、鋼鐵、IT等重化型工業巨頭迅速成為經濟支柱,光廣州 就有豐田、本田、日產等三大汽車廠。全國其他地方也大體如此。這種重化工業的道路是不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呢?
黃亞生:這種政府導向的轉型政策取向的弊端現在已經顯現出來了。第一個弊端,就是對就業的影響很大,重化工業不僅不能提供就業,反而會減少就 業。現在中國走出口導向型經濟,內需不足靠出口。我手頭有這樣一個數據,中印之間的經濟產能之比是2:1,但內需之比是1:1,所以現在碰到美國經濟衰 退,出口變得困難,這種經濟模式的弊病就會表現出來。第二個弊端,新興的民營企業普遍沒有操作重化工行業的經驗,這種產業政策的偏向,導致即便沒有政策上 的歧視,民營企業也會被拒之門外。從長遠來看,會對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有很大的危害性。
如果是讓市場自由競爭的話,中國的經濟轉型是不應該走這條路的。中國的特點是資本比較昂貴,勞動力比較便宜,如果讓民營經濟自由發展的話,肯 定要走勞力密集型企業的道路。勞力密集型企業剛開始是生產簡單的產品,隨着競爭的激烈,它就會逐步轉向高科技產品,就像我剛纔所講的法國的高科技運動衫。 現在走重化工業的道路,這不是市場導向的結果,而是政府導向造成的。這個後果是無窮無盡的。這種政府導向的重化工業,收益非常有限,而且還主要是落在國有 壟斷企業和外資巨頭手中,老百姓無法分享。但造成的惡果將來卻要整個社會承擔。現在廣東提解放思想,真應該把這些問題說透徹。
南都:珠三角目前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轉移之痛。有人說,昔日熱鬧、輝煌的"世界工廠"場景或將成為歷史。實際上,這種危機早在前幾年廣東遭遇"民工荒"就已經端倪初顯。站在裂變的十字路口,廣東該如何應對危機?
黃亞生:珠三角現在勞動力成本上升,能源材料成本上升,再加上美元貶值,由此導致企業紛紛外遷和倒閉,一個原因是中國的發展模式造成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政府"親內資重外資"帶來的惡果。
現在很多人認為,珠三角的企業轉移到廣西、貴州或越南等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去了,這對廣東經濟會有打擊。讓我們來看看美國的例子。美國在 1992年和加拿大、墨西哥簽訂了一個三邊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墨西哥和美國成了一個自由貿易區。在某種意義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開放墨 西哥的勞工市場,也在美國造成了目前珠三角面臨的情況。但是,美國經濟並沒有因為這個開放而遭受損失,反而得到了發展。香港也是這樣,中國內地開放以後, 那麼龐大的市場,勞動力成本非常低,可為什麼香港經濟沒有受到損失?為什麼現在廣東很可能要遭受損失呢?這是因為"重外資輕內資"的惡果。
美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盡管美國工人可能會因為對墨西哥的開放丟了工作,但美國的資本家賺錢了,美國的企業經營好了,無數買股票的美國股民也跟着賺錢了。失去了就業的收益,但獲得了資本的收益,這對整個經濟是有促進的。
而現在廣東的企業家大多是外商,資本的收益是沒有的,現在外商轉移到越南、貴州、廣西去投資,廣東連就業的收益也失去了。在美國經濟運行良好 時,中國的這個問題可能還看不到,一旦美國經濟出現衰退,或者一旦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增加了競爭力,這個問題馬上就會體現出來。這就是歧視本地資本家、本地 企業造成的巨大惡果。
本來這個調整應該是逐步進行的。我看過很多統計數據,珠三角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是鞋襪等紡織製造業,現在做了20多年,雖然產業也有了一點發 展,也開始生產計算機了,但同時還是在做鞋做襪,產業有調整但並沒有升級。為什麼呢?還是拿美國的例子來講,比如我住的麻州(馬薩諸塞州),麻州在19世 紀時也是以鞋襪等紡織製造業為主,但是,一旦勞力成本上升,做這些企業就不經濟了,它們就轉移到美國南部去了。這時候,麻州就轉型做機械行業了。這是真正 的行業轉移,它並不是同時既做機械,也做鞋襪。麻州從鞋襪過渡到機械,再從機械過渡到電子,再到現在是生物工程,一次又一次地實現了產業升級。
但是,為什麼廣東沒有出現這樣的產業升級呢?其實就是農村出問題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農村創業變得更艱難了,農村稅收變得更高,農村公 共產品的提供變少了,教育機會變少了,結果造成大量農村人口被迫離開故土,奔赴珠三角、長三角去謀生,出現所謂的打工潮。而在美國恰恰相反,是麻州的那些 勞動密集型企業搬到美國南部去,而不是美國南部的勞工湧到麻州。因為在全世界任何國家,最容易移動的永遠是資本和機器,而不是人。
今年1月份,我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正好碰到雪災,當時我一個人從火車站往外走,上萬的人往里擠,他們是要回去過年。這個個人成本多高啊!為 什麼要這樣呢?因為農村中的創業機會沒有了,他必須到城市來尋找打工的機會。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廣東20多年來產業有調整而無升級的原因。這種行業的轉移 和升級應該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發生了,本來早就應該去貴州、廣西、湖南建廠了。問題是,當時調整的是勞工自己,貴州、廣西、湖南的勞工跑到廣東來了。所 以這個問題就積累到現在,本來是一個逐步調整的過程,現在需要一下子調整,當然會對廣東的經濟打擊很大。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雖然城市當時還是計劃經 濟,但農村已經非常市場化了,農村金融蓬勃發展,農民企業家、農民創業也層出不窮,可到了90年代,這些全部沒有了。珠三角現在要謀求轉型升級,必須補上 這些課。
在政策條款方面,印度對外資的開放是領先於中國的,但實際的情況是外資不願意進去。外資為什麼不願意進去?這是因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勵外資,又鼓勵內資,外資進不進入,主要取決於它對在這個市場的競爭能力的判斷。
這種行業的轉移和升級應該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發生了,本來早就應該去貴州、廣西、湖南建廠了。問題是,當時調整的是勞工自己,貴州、廣西、 湖南的勞工跑到廣東來了。所以這個問題就積累到現在,本來是一個逐步調整的過程,現在需要一下子調整,當然會對廣東的經濟打擊很大。
2008年4月23日 星期三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市場思辨與前瞻_財經_鳳凰網
法治的羈絆、文化的衝撞,無論內資、抑或外資,都曾遭逢這樣的現實難題。
下一個問題。從“世界工廠”轉變成“世界市場”?可能嗎?這是中國的訴求與努力。
“走改革開放之路” 激活!
回望中國改革開放30年,“法治不完善”,是這次博鰲亞洲論壇上眾多官員和企業家最常提及的字眼。
1979年,中國決定對外開放的第一個領域是海洋石油。當時,有意投資的外國公司首先質疑:我們來投資依據的是中國哪一條法律?這時候中方官員 和國企領導們才意識到,原來還需要“一部法律”。三年後,中國海洋對外合作的《石油勘探開發條例》公布,同時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應運而生。
“那會兒石油部副部長在會上說,對外合作對我們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我們這些人今天決定這麼做了就不要後悔,可能每個人都要准備好將來某一天進監獄。”中海油(0883.HK)總經理傅成玉感嘆道。
海南航空(600221.SH)公司的成立,同樣是在法律的“空白”中,“摸著石頭過河”。上世紀80年代末,海南省開始建設經濟特區,由于財政困難,政府撥付組建航空公司的資金連一個飛機翅膀都買不到,讓他們“走改革開放之路”。
“那會兒海南省體制改革辦公室主要負責人遲福林給我一紙批示,說國家允許股份制改造,于是,海南航空就走上了資本市場兼股份制改造的道路。”海航董事長陳峰回憶說。
現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的遲福林告訴記者,1992年,航空業不允許搞股份制,更不允許搞國外合資,他為此徹夜未眠,苦思良策。“最後我只能自己擔起責任,連夜給那份沒有經過任何會議討論的批示簽了字。”他說。
中信集團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常振明,1981年他們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資金融企業中國東方租賃公司時,《合資法》還沒有出台。
30年後再回首,中國已經加入WTO,各種經濟制度法規日趨健全,企業的發展環境早已今非昔比。“現在中國有了《公司法》和稅法等等,法律不斷 完善,資本市場發生很多變化,外資企業也可以參與,”德勤全球首席執行官奎勵傑說,“我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這一變化,對在中國的發展會感到非常有信 心。”
星巴克感嘆:文化差異之爭
當“美國星巴克”闖進“中國故宮”,一場事關“民族情緒”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事實上,文化差異、文化對衝,對于任何一家欲圖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來說,不可回避、無從避讓。
美國星巴克大中華區總裁王金龍相信,一個企業如果不能符合一個地區的時代要求,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他看來,在中國這樣一個喜歡喝茶的國度,星 巴克咖啡能取得迅速發展,除了咖啡的良好品質外,更重要的是星巴克時刻在努力融入中國的生活,例如積極參與當地的環保、教育事業,並以融入“社區”為目 標。
面對中國市場的“國際化”,一些炙手可熱的中外互聯網企業也同樣意識到,他們必須實現 “本土化”,才談得上在中國的良好前景。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總裁劉熾平稱,目前中國互聯網市場領先的企業都是中國公司,主要原因在于對中國文化因素的充分利用。Google全球副總裁兼 大中華區總裁李開複也承認,Google進入中國過程中走了不少彎路,一直到2006年聘用中國工程師以後,才開發出了中國用戶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如 果一個美國互聯網公司,基于在美國或者歐洲的成功經驗,以為只要漢化就能在中國打開局面,是絕不可能的。”李開複說。
出席博鰲論壇的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則對此表達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互聯網正在讓世界的疆域變得越來越小,大家都趨向于使用基于同一平台的語言,這種語言對消除各國文化、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差異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你會發現下一代年輕人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不像現在這麼大。”鮑威爾說。
向著“世界市場” 進化!
幾乎與博鰲亞洲論壇開幕(4月12日)同時,在地球另一端,位于美國華盛頓的世界銀行總部發布了《2008年世界發展指標》報告。報告稱根據新的購買力平價估算方法,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為期3天的博鰲亞洲論壇2008年年會上,眾多與會者們達成了一項“不簽字”的共識:在美國次級債危機陰影之下,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能夠擴大內需市場,真正充當亞洲經濟的“火車頭”,降低美國經濟衰退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在一些外資企業人士看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政策側重于出口貿易拉動,發展模式粗放化,對環境、資源和社會構成巨大壓力。而30年後,中國的經濟政策逐漸側重于科學發展,提出擴展內需,強調和諧社會,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現在的中國,不僅僅是一個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已越來越成為一個消費驅動的經濟體。”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王金龍如是說。
以下一些統計值得注意:截至2007年底,中國人均GDP接近2500美元;第一產業比重與30年前相比下降了11%;衡量食品消費占家庭或個 人消費支出總額百分比的恩格爾系數,在城鎮達到35%,農村則為43%;農村就業的勞動力與30年前相比下降了42%,城鎮化率達到45%。
遲福林認為,上述數據表明,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已從一個長期需要解決吃飯問題的生存型社會進入到一個以人的發展為目標的發展型社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的是消費實力的快速增長。
隨著中國消費市場的擴大,越來越多跨國公司不再滿足于將中國視為生產基地,而同時當成是銷售市場。跨國公司與中國企業間的交流合作,也越來越多。
2005年,韓國SK集團與中國聯通組建了各占半數股權的手機服務合資企業,這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率先獲批的合資企業之一。該公司在韓國 投資了5000萬美元開發TD-SCDMA的標准,在參加了中國TD-SCDMA的測試。“中國的市場非常大非常有潛力,中國移動用戶是全世界人數最多 的。”SK總裁金信培說。
今年以來,受美國次級債危機影響,更多跨國公司將其在中國市場的擴張,作為保持公司整體增長目標實現的重要砝碼。
“目前我們在美國的卡車業務萎縮了40%左右,今後會將更多業務轉向亞洲,中國和印度將是我們在亞洲業務最大的增長點。”沃爾沃高級副總裁、集 團首席財務官潘偉博表示。他聲稱,沃爾沃公司非常看好中國的重型卡車市場,盡管他們在這一市場的銷售金額上不是最大的,但卻以年均48萬輛成為銷售量第 一,而今後則希望在卡車、建築設備及客車等業務上獲得在中國更進一步拓展的機會。
2008年4月22日 星期二
阿裏巴巴啟示:環境、機遇、信念缺一不可
在上海、杭州一帶,有很多家大中型的電子商務型或者服務應用型的網站,都生活得很好。但是在廣州、深圳等地,雖然沒有一個大“阿裏巴巴”,但實際上是有N個小“阿裏巴巴”的。我們卻很少聽到或者看到真正有影響力、真正佔領了市場的電子商務網站。
其實阿裏巴巴的出現,並非只是因為它出身杭州的緣故,而是它出生在中國互聯網最好的時期,並且它做得很好。可以說是機遇很好,又拿到了很多風險投資,堅持下來就變成了今天的樣子。馬雲曾毫不掩飾地稱,阿裏巴巴能生存下來,靠的是運氣、努力、務實,更是永遠都不放棄的信念。
而阿裏巴巴發展的十年,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備。
首先,阿裏巴巴高速發展的這幾年,正是長三角地區外貿出口額趕上並超越珠三角的時間跨段。廣東外貿主要總量指標在全國外貿中仍佔絕對首位,但海關統計數據顯示,廣東外貿增速已連續5年低於全國增速,佔全國比重也逐年下降。
近年來,長三角(包括上海、江蘇和浙江,下同)和環渤海(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和山東,下同)區域的對外貿易發展迅猛,直逼廣東,2007年廣東佔全國外貿比重由2002年的35.6%下降為29.2%,而長三角則上升為37.2%。
同時,在2007年8月23日實施新的加工貿易政策後,廣東加工貿易受到較大衝擊, 進出口增幅明顯下降,由2002年的25%降至2007年的16.6%;2007年,廣東加工貿易出口增幅明顯低於江浙滬魯,加工貿易增值率除略高於江 蘇,也明顯低於江浙滬魯。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廣東佔全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大幅下降,由2002年的66.7%下降到2007年的36.9%,下降了近 30個百分點。
其次,作為阿裏巴巴所在的杭州,被世界銀行連續幾年的中國120個城市投資環境評價報告中,名列榜首;同時,也在福布斯雜誌連續兩年的年度中國內地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中,名列榜首。而杭州千年的文化傳承,也讓這個城市對於資本、對於回報,顯得更為寬容和理性。
當然馬雲本人的領袖魅力,也無可替代的承接了電子商務旗手的位置。
馬雲很敏銳,反應很迅速,馬雲是個地道的金庸迷,據說,要進入阿裏巴巴工作,讀金庸 得讀到大學水準。馬雲的理由是:懂金庸,就是性情中人。“商場如戰場,但商場不是戰場,戰場上只有你死我才能活,而商場上是你活著,我可以活得更強。”從 金庸小說中,馬雲也能看出來不少修身治國之道。“你看郭靖、楊過的成功,除了機緣巧妙,還得勤奮努力。除此之外還要學會與各種人合作,最重要的是有一身正 氣和責任感;你還得學會時而超脫時而務實,但一定不能鬆懈。”
WWW就是三贏
互聯網最重要的是一種精神,它需要開放、需要透明,需要共用,它需要責任。這四個基礎是不會改變的,基於這四個基礎以後,我相信十年以後的電子商務只會在形式上發生變化,但是服務、共贏、成長是不會變化的。
2008年4月2日 星期三
中國財富30年最終流入誰人之手? 六座城 六個人
六座城,六個人。
北京柳傳志
柳傳志是一個傳奇。柳傳志40歲開始創業,用20年時間實現了一個成功企業家的創業傳奇。他不僅僅領導聯想由一家小公司成長為中國最大的跨國企業集團,更重要的是,他的傳奇故事讓更多的創業青年都可以懷有這樣的夢想——如果我足夠努力,也可以像柳傳志那樣成功。
在聯想的發展過程中,柳傳志的烙印是永遠不可磨滅的。聯想創立於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的中國正值改革開放初期,雖有很好的歷史機遇,但社會的觀念尚不如 今天如此開放。柳傳志在年近不惑開始自己的創業,把自己的命運跟聯想捆在一起。聯想的事業,伴隨著電腦在中國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柳傳志的商業成熟而成熟, 幾乎代表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歷程。
上海史玉柱
史玉柱,中國民營企業的活化石。在2007胡潤百富 榜中,史玉柱以280億元的個人財富位居第15位,這是史玉柱臥薪嘗膽數年後再度出現在超級富豪的行列,12年前,他曾被《福布斯》列為內地富豪第8位。 但僅一年後,史玉柱在斥資修建的巨人大廈就資金告急,1997年初巨人大廈未按期完工,購樓花者天天上門要求退款,巨人財務危機被媒體密集報道,負債 2.5億的史玉柱就此突然消失。
此後史玉柱十年磨一劍,先靠腦白金站穩腳跟,最後把保健品的運作模式克隆到網路遊戲領域,從 而一洗當年三大戰役全軍覆沒的敗績,再次登上富豪榜。這期間,史玉柱還做了一件具有象徵意義的事情,他在2001年2月6日的《解放日報》第4版上做了一 個特別的廣告,標題是兩個20多釐米見方的大字“感謝”。廣告的內容是:“十年前,巨人創造過輝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紀,巨人從上海復出;感謝 上海優良的投資環境、良好的政策環境;感謝上海人民的厚愛。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來了。”
深圳王石
他被稱為“深圳名片”,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王石的名字就幾乎等同於萬科這家全國最具知名度的房地產公司。
在中國房地產界,王石和萬科就像是一個神話。從2000年開始,他逐漸廣泛地走進公共平臺和頻繁登陸大眾媒體。隨著入選中央電視臺為紀念改革開放20年所 拍攝的人物傳記片《20年20人》和年度經濟年度人物,王石迅速成為家喻戶曉的公眾人物。從那以後,五年過去了,這位“房地產行業的領軍人物”已成為媒體 上的魅力明星,每年都有新的廣告代言。他是成功登頂過七大洲最高峰的四個華人之一。他的每一個動靜,都不會被媒體遺漏,他行走在聚光燈下,有足夠多的粉 絲。更為重要的是,隨著財富積累得越來越快,房地產企業家也成為最閃亮的龐大星群。
呼和浩特牛根生
牛根生從未上過富豪榜,卻在2007年胡潤慈善榜上名列第三,以價值約6.5億元的股票捐贈緊追85歲的余彭年和捐資10億元的朱孟依。在中國民營企業家中,他是閃耀著異彩的另類人物,也是最接近企業家終極精神和使命感的探索者。
1998 年,牛根生被內蒙古伊利集團免去生產經營副總裁職務,遭遇了人到中年重新起步的大轉折。從伊利集團離職後,牛根生曾經到呼和浩特人才市場去應聘,招聘單位 的人一聽他的年齡就告訴他,“對不起,你這樣的年齡在我們公司是屬於安排下崗的。”1999年,牛根生賣掉他和妻子的伊利股票創立了蒙牛,立志“再造一個 伊利”,到了2004年,蒙牛在香港上市,成功募集13.74億港元,此後蒙牛的發展一發不可收拾,創造了中國民營企業超速發展的神話,從1999年創 立,僅僅8年時間,蒙牛在全國乳製品企業中的排名由第1116位上升至第2位。從2005年1月12日,牛根生捐出自己與家人的全部股份(約佔蒙牛股份的 10%),創立“老牛專項基金”,如今,牛根生已完成過戶手續的股份價值達6.5億元。
廣州楊國強
楊國強的財富傳奇來自於中國房地產業的極速膨脹。17歲前,他沒穿過鞋,也沒有新衣服,為省7分錢的飯錢,中午放學還要走一個小時回家裏吃;多年後,頭頂 微禿、刀眉稀疏的他依然保持著農民的生活習性,不愛穿西裝,開會喜歡脫掉鞋襪,盤腿而坐。在碧桂園成功上市後,當日即報收7.27港元,大漲35%,以 160億股總股本計,碧桂園資產總市值達1163.2億港元,成為內地第一大地產股。
楊國強曾這樣給碧桂園定義:大規模、快 速生產、價廉物美的房屋工廠。其經典之作是2001年發展的碧桂園鳳凰城。該項目圈地1萬畝,從設計、規劃、建築施工到裝飾、物業管理都是碧桂園自己負 責,實施高度縱向一體化。當時70棟樓同時起建,幾百台吊車同時操作,最終以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均價推出自帶花園的洋房,甚至比同一地段的毛坯房還便 宜。
大規模的思路,使碧桂園成為中國最大的“地主”。2007年9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房地產企業競爭力研究報告》認為,“2007年7月末,碧桂園總土地儲備量已達驚人的4500萬平方米,超過土地儲備量第二的房地產企業近一倍。”
杭州馬雲
2007 年10月20日,香港聯交所因一家內地互聯網公司的到來變得異常忙亂。在早間交易的前15分鐘,由於買賣活躍,香港多家網上銀行、券商、港交所的交易系統 因用戶堵塞而出現慢機現象,港交所隨即宣佈,將斥資4.5億港元改造交易系統。當天下午,這家公司的承銷商宣佈行權超額配售1.137億股——將融資額從 15億美元躍升到17億美元,這一數字僅次於Google在2003年的19億美元融資。
一夜之間,“阿裏巴巴”就直接晉陞 到全球互聯網企業前6名。而在8年前,它僅僅是一家由18個人用50萬元創辦于杭州的小公司。上市後,大學英文教師出身的馬雲和他的這個團隊的身價徹底改 變。以發行價12港元計,阿裏巴巴4900名員工持有阿裏巴巴4.435億股,市值共計53.22億港元,有將近1000名員工將成為擁有超過100萬港 元身家的富翁。
企業除薪酬外留住人才的竅門
人才的不正常流動,已經成了擺在各大公司面前一道不容回避的難題。它已經不再是中小型企業身上的問題了,跨國公司也在為此頭痛,包括微軟。
去年,微軟就成了NBA的物色對象,並最終挖走了公司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陳永正。陳永正2003年加入微軟中國,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密切合作,令微軟在華獲得了巨大發展。
當微軟為陳永正的繼任人選一事斟酌之時,該公司也正為一個低調但卻持久的人力資源問題而費盡心思:面對一心想招聘績優人士的競爭對手,該如何保護公司免遭挖角的厄運?
微軟亞洲工程院人力資源經理康兆寧承認,公司的確存在不少壓力,很多公司想到微軟挖角,比如谷歌。微軟一手培養起來的李開複,就跳槽去了谷歌。據悉,為了對付微軟,谷歌甚至成立了挖角辦公室。
連微軟這樣卓越的公司都在為人才的流失而煩惱,其他企業就更甭說了。透過微軟的案例,引發了對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一些思考,企業究竟怎樣才能留住人才,使他們願為公司死心塌地,甘于奉獻?
不只是薪酬
相比歐美,亞洲的人才流動更頻繁,這里面,除了包括不可回避的員工待遇外,也有其他的外在因素,比如就業環境的不完善,員工地位不高等等。
美國企業管理顧問史密斯的研究顯示,中國IT企業人才年平均流動率為60%,也就是說一年之中,每10個人里就可能有6個人更換工作,這樣的流動比率,肯定會對企業的穩定發展和知識積累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翰威特公司人才咨詢分析亞洲業務總監尼什查‧蘇里對亞洲企業頗有研究,他認為,亞洲與歐美比,員工流動率相當高,企業應當制訂合理的戰略,以做到留住員工。
以中國為例,谷歌並不是唯一覬覦中國資深IT人才的公司,很多公司比谷歌更有吸引力。就拿阿里巴巴來說,這家全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每年都會吸引全國高校的優秀人才前來就業,以滿足公司快速發展的要求。特別是去年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更是吸引了眾多人的目光。
印度軟件巨頭Infosys,擁有不俗的實力。目前,它就制訂了一份在中國雄心勃勃的招聘計劃──到2010年,要為設在上海和杭州的兩家新研發中心招聘6000名員工。
而摩根士丹利也正在為公司位于上海的IT部招兵買馬,計劃從2006年的30人擴展至2008年的200多人,為公司的全球金融事業部門提供技術服務。
人才爭奪戰並不局限于信息技術行業。翰威特“2006年亞太地區人才損耗與留存”研究顯示,依賴穩健的經濟與日益增長的市場,銀行業與金融服務業目前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發展,2005年,金融行業的員工流動率達25%之多。
獵頭行動也不僅僅局限于跨國公司。華信惠悅咨詢公司北京分公司總經理林傑文在2007年4月份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國內的一流公司正在加緊業務轉型,以便獲得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他們對人才的期望也逐漸與外國公司接軌。”
物色不到合格人員,將成為行業發展的桎梏。美國獵頭公司光輝國際最近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生命科學市場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報告稱,“阻礙中國生 命科學行業發展最大的障礙在于,如何設法吸引,甚至是留住那些掌握合適技能的管理團隊,從而能保持長久的發展。”報告還指出,對于生命科學行業的銷售與制 造部門而言,30%~40%的員工流動率是很普通的。
員工流動率如此之高,薪酬條件當然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但並不是全部。國際人力 資源咨詢公司合益集團在2007年3月的報告中,對中國的基本工資漲幅進行了預測──行政人員的基本工資漲幅將達7.9%、專業人員為7.8%、高管人員 為8.9%。而美國的增幅不超過2%。這里可以看出,美國的人才環境還有其他有利因素。
從尊重員工開始
針對中國勞動力市場日益增加的壓力,除了提供更為豐厚的薪酬福利之外,公司該如何留住員工,保持他們的敬業度呢?
飛索中國有限公司作為飛索半導體的獨資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閃存產品和服務供應商。公司榮膺翰威特“2007年度亞洲最佳雇主”稱號,這是一項由翰威特 對亞洲750家組織開展的調查研究。飛索中國擁有1200名員工,總部設在蘇州市。公司的人力資源總監陸解明與其他三位部門經理在小組討論中互相交流了成 功經驗。
陸解明在回答聽眾提問時說,“公司去年的人員流動率是12.3%,而整個電子行業的人員流動率是24%。”
然而,有一件事陸解明是無法忘記掉的。他也經歷了勞動力市場的劇烈動蕩時期。2002年11月,他加盟飛索中國之後的第3個月,公司就有53名員工集體跳槽,去了馬路對面的那家競爭對手公司。
飛索中國的獨特之處在于公司上下的聯合協作,員工是公司的核心資產,在公司領導的帶領下,公司高層創建了許多與員工交流的渠道,方便管理層與員工進行對話。
例如,飛索中國召開雙周例會、每周的圓桌討論會以及季度碰頭會,藉此鼓勵所有人直接提出自己的想法、在工作中碰到的問題及相應的解決方案。
“許多其他公司也建立起某種體制,但是僅限于案頭工作,然後就不聞不問了,”他說道,“但在我們公司,是真正鼓勵員工,讓他們表現出主人翁精神,可以對 任何問題提出改進方案。總之,飛索公司是一個大家庭。所以,通過這些實際行動,員工們切實感受到高層對他們的關心與尊重。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也力圖打造一 個學習型組織,並且將所有必需的硬件設施、基礎設施落實到位。”
飛索中國的測試部制造經理應少軍認為,“在其他公司,有人說員工發展計劃是人力資源部的問題。但是在我們公司,所有員工與人力資源部的工作人員密切合作,我們對人力資源部的同事有充分的信任和非常坦誠的交流。”
飛索中國總經理PC Loh認為,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觀察者,當你走進辦公場所,一眼就能看出員工是高興,還是一副茫然呆板的樣子……如果你的手下心情愉快,他們就會更加敬業。
充分授權
萬科集團是中國最大的上市房地產公司,1988年由富有傳奇色彩的企業家王石創辦。
“萬科集團的事業蒸蒸日上,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王石于1999年卸任總經理一職之前,他在人才發展和培訓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時間與心血。”萬科 集團副總裁解凍表示,“他求賢若渴、對人才的執著追求和嚴格要求是他獲得成功的動力。同時,一旦把人才放在合適的崗位上,他就會充分授權。”
萬科集團的總部設在深圳,擁有員工13000多名。解先生介紹說,“萬科擁有網上培訓學校和若幹員工培養項目供各級員工學習,即崗位發展項目、經理發展項目及領袖發展項目,借此來建設公司的全面人才培訓體系。此外,公司的崗位輪換制,也能讓員工得到培養。”
“我們發自內心地尊重員工,但我們也對他們有嚴格的要求,”他補充道,“我在萬科的15年職業生涯中,讓我最引以為傲的就是,團隊和我本人都做了我們愛做的事情,而公司也為員工提供了發展的平台與資源,萬科的文化是倡導對人的尊重。”
在房地產行業中,萬科提供的薪酬待遇並不是最高的,只是近兩年有所提高。解凍認為,並不是薪水越高越好,合理的報酬才是重要的。當有人說想辭職去薪水更 高的公司幹活,我會對他說,除非他們付你雙倍的工資,否則你還是別去。因為我相信,在3到5年之後,萬科能為你提供更好的職業發展道路。其他公司或許會給 你更多的薪水,但是未來發展的機會又在哪里呢?
要想使你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在人力資源方面表現出色,必須做好兩點:首先,公司高層管理團隊必須團結一致,並且重視人力資源工作;其次,人力資源總監必須精明強幹,且有能力與公司CEO開展有效的互動與溝通。
翰威特公司全球咨詢業務總監安德魯‧貝爾認為,最佳公司的員工對組織的目標具有清楚的認識。最佳公司在組織的各個層級設立了積極目標,近乎實現積極目標 的員工與超過不太積極的目標要求的員工相比,前者獲得的獎勵更多。最佳公司的經理與員工充分開展關于業績的談話,幫助他們實施改進。此外,這類公司能夠充 分肯定優秀員工、對表現不佳的員工作出處理,同時由人力資源部門提供有效的工具和培訓,確保績效管理的成功實施。
翰威特的“2006年亞太地區人才損耗與留存”研究顯示,接受調查的公司採用最多的三種人才留存措施分別為:高于市場水平的薪酬、提供學習新技能的機會、鼓勵生活與工作之間的良性平衡。
IBM亞太區人力資源副總裁湯姆‧韋恩斯說,“員工的敬業度非常重要,否則員工就不會為顧客提供優良的服務。但問題在于如何改進。”如果員工在你的公司得不到充分授權,得不到充分信任,他們又怎麼會對公司忠于職守?
經常有人問我怎麼預測未來,我想預測未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創造它。
與雅虎合作,早先頗受爭議,馬雲用盡各種招術折騰兩年多,雅虎中國仍不見任何起色。
但是,正如正望咨詢首席分析師呂伯望所分析的,雅虎給阿裡巴巴帶來的全球知名度,讓阿裡巴巴的B2B公司獲益良多,B2B公司也因此率先破殼上市,並被投資者瘋狂追捧。隨著阿裡巴巴收購雅虎,雅虎和新浪的合作隨之瓦解,新浪“染指”電子商務的夢想破滅。
被雅虎拿走40%的股份,人們擔心馬雲失去對阿裡巴巴的控制力。馬雲又放出狂言:“投資者最多是‘舅舅’,主人是我們自己。”
如今微軟洽談收購雅虎,對於馬雲最理想的結果就在保持獨立的情況下,與微軟“發生關系”。因為此時的雅虎已經過了氣,而微軟可以給阿裡巴巴帶來更高的未 來價值。所以在這件事上,馬雲說了兩句看上去對立、但本質是統一的話,一句是“堅持阿裡巴巴獨立發展的原則”,一句是“微軟的全球網絡將為我所用”。實現 這兩句話的完美結合,是馬雲這一輪談判的終級目標,也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戰。
2008,要准備好過冬
在阿裡巴巴IPO創下數個第一之后,馬雲並沒有“理所當然”地成為首富。馬雲持有阿裡巴巴股票1.89億股,他的個人財富與騰訊的馬化騰和百度的李彥宏相差甚遠。阿裡巴巴IPO制造了近千位百萬富翁,使得員工們對未來充滿更大期待:下一個是淘寶,然后是阿裡媽媽……
“阿裡巴巴不承諾任何人加入之后升官發財,因為升官發財、股票這些東西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結果。但是我會承諾你在我們公司一定會很倒霉,很冤枉,干得很好 領導還是不喜歡你。你經歷這些后出去一定滿懷信心,阿裡巴巴都待過,你還會怕什麼公司?”馬雲嘴上說不承諾大家發財,但阿裡巴巴的上市,在中國制造出了一 個千人的百萬富翁團體。
有人說阿裡巴巴是靠馬雲“忽悠”大的,此話不假。在網上隨便一搜,馬雲的名言成串。他的這些大話、狂話,都成 了阿裡巴巴的免費廣告。“我有天生的好口才,為什麼不可以在大街上宣傳我的公司?”馬雲不僅用中文宣傳,還利用英文優勢見縫插針,跟他接觸的人都會被他口 若懸河的電子商務理論徹底洗腦。
過完春節,馬雲向8900名員工宣布,2008年的戰略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2007年出盡風頭的阿裡巴巴,2008年不能再繼續狂跑, “2008年是夯實的一年,要把業務做扎實,把客戶服務做扎實,阿裡巴巴發展史上逢單出擊、逢雙練功。2008年我們不應該把自己弄得非常響,我們要低調 處理,2008年要准備好過冬。”
關於馬雲:
44歲,杭州人。馬雲和他的阿裡巴巴是最專注於電子 商務的團隊,歷經10年之久,花費數億美元之后,2007年完成了資本運作的驚險跳躍。如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配置豪華的電子商務艦隊,除了阿裡巴巴 這艘B2B(企業間交易平台)主力戰艦之外,馬雲還擁有淘寶網(C2C個人交易平台)、支付寶(第三方支付平台)、雅虎中國(門戶和搜索引擎)三艘精銳戰 艦。
馬雲“語錄”:
未來五年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國家,阿裡巴巴要進入互聯網的三強。
餓死也不做游戲。
互聯網是影響人類未來生活30年的3000米長跑,你必須跑得像兔子一樣快,又要像烏龜一樣耐跑。